写下这个题目之后，自己也觉得未免太大了。不过，现在我们要纪念的，不是百年一遇的只属于老舍的日子吗？这个日子似乎给了我们可以“大”谈老舍的理由。历史有时宽容无边，有时显得分外苛刻。在最近20年里，像老舍这样的能对几代读者继续保持影响的现代作家，除了鲁迅等几位，余下的已历历可数。可是老舍的书却依然不断地、大量地在编辑出版，依然有那么多的读者愿意掏出钱来买、来看。他的作品被反复改编成电影、戏曲、电视剧，经过大众媒介而广为传播。在这方面，没有哪个人能赶得上他。老舍魅力的长久不衰，随了时间的流逝反有加强的事实，遂成为今日纪念他的时候足以引起人们兴趣的第一位的话题。
我本人50年代读《骆驼祥子》和《龙须沟》，是把老舍只作为能贴近人民，能真实反映老北京下层劳动者的作家来看待的。他的长处既然也在于“暴露”，但他的作品要比其他激烈的政治性暴露作品胆子要小，他没有在作品中明确指出社会解放的前景，“缺点”也就十分明显。越出此类文学史“主流观点”的最初时机是在70年代末期，在我关注中国现代讽刺现象的那几年里，我把生前与鲁迅很少有文学往来的老舍突出起来看了。我感受到中国过去需要战斗的、暴露的社会讽刺，也存在温婉隽智、雍容谈笑的世态讽刺与风俗讽刺，后者也应当有它的地位。而且两类不同品格的作家在中国可以发生相似的经历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在《晨报周刊》的“开心话”栏目每周或隔周连载时，所有的人都觉得它越来越不使人开心了，于是编辑孙伏园也把它从“开心话”挪开。老舍从《老张的哲学》的嬉闹滑稽风格进入《离婚》的卑微悲剧和含泪而笑的风格时，他的令人愉悦的文字也变得越来越透出严肃了。在20世纪的中国，纯粹的玩笑文学的无法立足，非常显眼。文学的功利目的被大大强调，以至于老舍的幽默趣味也驶入了“文学有用”的航道。但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，他对“有用”的理解毫不狭窄。
这就是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原因了。依我看，中国的社会形态及传统文化的因袭力量，决定了功利文学的长期存在。不过“功利”所指，从阶级的、政治的，逐渐向各阶层的、民族的、文化的内涵转化。战斗的文学在大规模的社会斗争过去之后，自然而然消退；老舍的国民性批判的文学，和他对造成这种民族性格弱点的思想传统进行批判的文学，恰是今日文学仍需效法借鉴的内容。综观中国的历史，有思想有深度有生命力的文学，一定是批判的文学，而不是暴露的文学和歌颂的文学。暴露与歌颂看似截然相反，其实如出一辙，所以50年代之后，原来单纯暴露的作家转为一味歌颂的作家容易，富批判力度深度的作家往往就翻车了。即便今天不翻车，到了明天还是翻车。老舍的悲剧也在于此。因为老舍本来的独特处即是充沛的批判精神，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、剧本，并不以刻划人物为主要目标，却总是执着于对丑恶的中国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批评，包括民族的因循守旧、自卑、“出窝老”的习性，求稳认输、妥协调和、唯上怕官的人身依附关系，世故“杀”人的命运结局———这三大文化现象（或许还可以概括出其他）直到今日仍然活跃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，使我们时时感到老舍还在身边，他的文学并未离我们而去。同时，我们发现老舍的批判是用喜剧的方式进行的，他保持了趣味，让“有用”的文学使人愉悦，增加美感，他对文学的看法是更易被今人认同的。
老舍终其一生表现了近代市民社会，这也为他通向今日奠定了根基。老舍所处的时代，农业社会开始瓦解，但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仍然统治中国，乡土文学要比都市文学远远发达成熟。这样，我们可以感到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孤独处境。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中，北京、上海这两城的表现，要比江浙未庄鲁镇（鲁迅、王鲁彦等）、湘西偏远边城（沈从文之外，还有湖南彭家煌，贵州蹇先艾等）、东北呼兰河传（萧红之外，包括写科尔沁旗草原的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）、川蜀北斗夭回（沙汀《淘金记》的北斗镇，李?人《死水微澜》的夭回镇）、河南果园城记（师陀之外，废名写湖北家乡的《桥》，吴组缃写皖南乡镇的《一千八百担》等）、晋冀山药荷花（赵树理、孙犁等的根据地乡村描写）这六大乡村文学世界逊色。这不奇怪，我们的中国还是个乡村中国，许多作家的童年生活背景和常年生活基地都还未脱离乡村，这就无怪茅盾和海派作家表现的上海，和老舍表现的北京会显得有些突兀了。可是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，渐渐使市民社会浮出了地平线。新市民小说再不同于往日的小市民描写，市民不再简单地等同于“市侩”，市民比农民代表现代社会的显见道理开始堂皇地通行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们更开始注目老舍的表现市民社会的经验。而且，除了东南沿海的局部地区，中国的市民社会到处呈现出刚刚脱开农业社会的特点，这就像北京这个城市要比上海更接近中国的大陆本土。当代那些能把什么县级市、地级市（中国的“创造”）发生的故事写得无比生动鲜活的作家们，一下子就发现老舍的与传统文化、民间习俗联系紧密的市民世界，那里的新旧过渡矛盾的文化表现，同他们熟悉的市委、厂家、文化馆每日所上演的活剧是如此的相像。老舍价值的升高，这也是可以预见的一个方面。
尤其重要的是，老舍虽然表现了守旧的市民社会（与开放的海派市民社会相对峙），但他所具有的文学品质是现代的，是并不守旧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以进行专门的研究。我这里只想郑重地推荐人们去读作家葛翠琳前几年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的回忆老舍的长文《魂系何处》。葛翠琳在北京文联做过老舍的秘书，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他。她回忆的老舍同我心目中的老舍有一点异样，就是让我们眼前一亮，冷丁地发现了他的现代文明修养之高。在那个“革命”的年代，他的宽大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于布置房间、选择礼品的细微末节中表现出的相当高的审美情操，以及待人接物的文明程度，统统成了“不革命”的言行，他落在了当年某些人统管的文化大院，就像凤凰落在了猪身上，叫人哭笑不得。这可以纠正我们对老舍的传统性、中国性的某种误读。实际上，英国的那段早年生活对他的文化性格形成的重要性，我们一直估计低了。北京的市民社会要比真正封闭的农业社会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多得多，可能我们的认识也太悲观了。所以舒乙在用五句话来概括老舍的时候，第四句竟是“他有十年在国外”（《我的思念——关于老舍先生》的序言）。这话是含有深意的，就是说老舍确实有很强的民族性，他表现了地域风貌，他是中国化的，但是，他的文学通向世界，他是一个地道的用世界的现代文明精神来表现中国的中国人。这可能是今天的每一个青年作家，每一个中国人都向往的境界吧。
据资料讲，30年代中期的北大、清华、燕京几所大学的文人在北平（北京）后门桥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的家里，有个经常举行的“读诗会”，有时也读散文。结果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“老舍的文字最经得住读”，沈从文还加上“环转如珠，流畅如水”的评语。这就是说，他的一部分同辈老早就认识到他对于白话文的意义。这个意义早就存在，今后也存在，更无需我饶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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